[摘要] 当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们被媒体包围、不可回避地谈论起地方债务来时，他们通常会微笑着告诉那些记者：“举债才能发展。”接着补充一句，“我们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市长们的“小算盘”
4万亿债务背后，举债主体地方政府究竟是怎么想的？哪些因素促成了债务的形成？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给《财经日报》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
这座城市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市政府正加大投入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善。而桥梁、快速路网、城市新区，这些给城市带来新面貌的钢筋水泥无一不需要用钱来浇筑。
这位市长简单地算了算投入产出。“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他对还债很有信心，表示只要城市的发展有空间就不怕，而如果发展已经很充分，经济增长已经跟发达国家一样低速，那举太多的债可能就有问题。他认为，在欠发达地区，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肯定需要适量举债来谋求快速发展。“在这种阶段，价值提升的速度可能比基础设施投入的速度还要快。”
适量举债的背后推动力是谋求一座城市的“率先发展”。这位市长上任后做的件事就是进行城市交通综合规划和城市快速路网的规划建设。
他如此描述交通和城市形象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再过两年交通好了，整个环境改变了，招商引资的形势就此转变，吸引力随之增强。其实往往拉动几个项目，投入一点钱，整个价值就提升了。”
这位市长的想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珠三角某市的市长也曾对本报表示，政府债务很重，但“有能力应付债务，通过债务的一些重组，可以拉长债务的还款期限，比较好地解决债务问题，还能干一些事”。
广州市副市长陈如桂也曾在今年3月谈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时论及举债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当时没有抓住国家的宽松政策，现在就很难有机会融资来加大环境治理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去合理举债，加快城市建设，现在再推进这些水治理工作，付出的代价要比当时大很多倍。“当时”指的是2010年亚运会前，广州通过组建七大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对城市面貌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建设。
令前述中西部某市长苦恼的是，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紧。他认为这对欠发达地区是不公平的，“我们正准备发展的时候你掐死它”。他认为国家推出政策时应该考虑差异化，对发达地区、中等地区、欠发达地区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在土地管理上给予不同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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